学校每班学生约二十多位，每位家长与老师会谈时间二十分钟。学校通常以整个星期的时间来进行这项活动，家长可在一早上课前或放学后和老师会面。在这个星期里，学校每天提早放学，有时甚至会有一天完全停课，以便有充裕的时间进行会谈。
小学阶段的会谈只涉及家长与班级老师，不过当时我也自己带着老二一起去，并让她坐在我身边。由于之前我已获得一些有关资讯，所以有备而来，把我的问题写在纸上，因为会谈时间只是短短二十分钟，必须充分利用。
我先跟老师表明我们是在今年头才移居美国，孩子是插班生；而我和孩子一样，很多事情都不懂，请老师多多谅解。老师听后很赞赏老二在短时间内就表现良好，尤其是数学方面。我趁机询问老师有关我对于背诵乘法表的疑问，于是知道他们平时并没有要求学生在课堂上背乘法表（只有小考），所以我的孩子可以继续用中文来背乘法表，那是我们最熟悉、觉得最快的方法。
“老师，请问我的孩子可以用中文背乘法表吗？”
老师还说老二行为良好，不过觉得她太安静了，希望她以后多开口、踊跃参与讨论。我告诉老师，我家老二在外面本就不多话；而且以前在马来西亚时，我们的学习环境及教育制度并没有好好培养学生们这方面的能力，所以希望老师多给她鼓励与机会去学习与适应。
此外，我们还谈了一些零星课题。老师也分发了一份成绩报告，上面显示了孩子在数学、乘法表、听写、默写与阅读方面的成绩。另一份报告则是‘设立目标’(Goal Setting)，上面列明了孩子的长处(Strengths)、需要(Needs)、学校的行动(School Plan)与家庭的行动(Home Plan)，非常的清晰明确。其中，老师在‘长处’一栏写的包括‘甜’(Sweet)及‘笑容具感染力’(Has a contagious smile) ，充分表现了美国人对人不吝称赞的习惯，也让我感觉到老师在理性之外对学生的感性认知。
至于老大的‘家长与教师会谈’，那是在十一月初。当时我们刚拿到第二次的成绩报告，发现她平日的功课与作业都获得很高分，只是数学与历史的小考还有非常大的进步空间。我和老公当下就采取行动，决定以后由我来负责监督她英文与历史科的进展，并帮她作考前复习。而老公则负责她的数学科。此外，我们还制定了孩子们看电视与用电脑的‘条规’，因为太多的自由，就会被滥用，不得不有所约束。
中学的‘家长与教师会谈’ 要求学生也一起参与，我则要求老公一起出席。这时才发现原来之前老师已要求孩子准备了一份‘行动计划’，说明自己该如何努力加强成绩，并当场要孩子把它念出来。而我们身为家长的，幸好之前已有了‘家庭行动’，于是就把它‘报告’了给老师听。
与我们会谈的‘级任’老师，，并没有负责教我老大任何科目，只负责孩子班上的行政与沟通工作，叫作Advisement Teacher。她的学生每天只进去她的班20分钟，不像其他科目每科约50分钟。如果有多余时间，老师会让学生进行阅读。有趣的是，这位老师很久以前曾在私人界工作，并出差到中国住了很多年，所以会说一些中文。因此我们谈了一些题外话，会谈进行得相当轻松愉快。
最后，学校竟然准备了一份文件要我们签署，原来是家长、学生与学校三方面的‘同意书’——大家赞成付出各种努力，以达致更好的表现。当然，这样的‘同意书’没有法律约束力，只是要各方面作出某种程度的‘承诺’，以显示大家的决心。
从‘家长与教师会谈日’，我发现美国学校很认真看待家长、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合作与沟通，而且强调三方面的努力缺一不可。如果各方面过后积极看待，相信其成效是指日可待的。另一方面，‘家长与教师会谈日’订在新学年开始一两个月后就举行，是很明智的作法，因为学生可以越早得到关注与协助，因此可以尽快作出努力与改善。否则等到半年或一个学年结束前才去见老师领取成绩报告，对于有问题的学生来说，那时恐怕已是亡羊补牢，为时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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