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杜丽

（本文于 2016 年11月刊登于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副刊星云版）

我认识马杜丽，绝对不是偶然，而是经过刻意安排的。此话怎么说呢？

2009年初刚移居美国时，通过老公认识了他几位马来西亚同事的太太，也在孩子的学校认识了两三位来自台湾和大陆的新住民家长。我跟他们之间的沟通，不是华语就是广东话，思维模式也没有相距太远。我渴望结交其他种族的朋友，尤其是白人，以便可以磨练英文、扩大生活圈子，更好地融入社会。

秋天新学年开始后，我家老大升上了初中七年级。我收到家教协会的传单，发现他们有一项活动，叫做 Each One Teach One，特别吸引了我。原来家协召集了一些家长义工，专门协助像我这样的新住民家长，以一对一的方式给予英文方面的辅导。每周一个小时的‘上课’时间和地点由‘师生’双方协商决定，内容可以很多样化，主要是‘学生’采取主动，根据个人需求请义工提供协助，例如通过报章、杂志、孩子的课本甚至广告等材料，来加强英文语法和词汇，及增进对美国社会的认识。此外，新住民家长也可以通过对话和交谈，提高英文会话和沟通能力。

这样的活动，真是我所需要的，于是马上报名。不久之后，通过家协的安排，我的‘老师’给我发来了电邮，要求见面开始‘上课’。我看着‘马杜丽’这个名字，心想：大概是中东或亚洲人吧？我们约好某个早上在市内某个图书馆前面见面。当天，我带了两盒从本地华人超级市场买来的马来西亚饼干作见面礼。见了面，才发现马杜丽是印度人。她身材相当高挑，五官突出，皮肤像一般北部印度人那样，比较白皙。我对她感觉很亲切，毕竟印度人是马来西亚三大种族之一；而且我在新村长大，以前老家旁边就是橡胶园员工宿舍，住了不少印度人，对他们一点都不陌生。

早上的图书馆人不多。我和马杜丽找了一个无人的角落，坐在壁炉旁边的沙发上，很舒服很自然地展开了我们有趣的对谈。话题从我所怀念的印度煎饼讲起，然后是我当时还在学着烹调的咖喱鸡，当然没有忘记互相介绍个人和家庭背景。

马杜丽从小在孟买长大，跟那些住在贫民窟的印度人比较，他们是幸运的。大学毕业出来工作期间，她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当时从美国回去度假的丈夫，接着展开了隔空恋情，不久之后就结了婚，并跟着丈夫来到美国。她跟我一样有两个女儿，大的跟我家老大同年，但不同班。小的则比我家老二小。马杜丽原本在本地一家公司的人事部工作，但当时美国经济低迷，她也不幸遭殃被裁退了，并领着失业救济金。她没有因此消极颓丧，在积极求职的同时，还利用多余的时间来当义工，我们因此才有缘相识。

第二个礼拜见面时，马杜丽说：“你的英文已经很好，我其实也帮不上什么忙了。”我担心她不再给我‘上课’，于是赶快回答说：“不，不，我的英语会话能力还不是很好，如果可以经常跟你聊天，我一定进步神速，而且我还有很多生活上的常识可以向你学习。” 后来我们每周一次的见面都超过原定的一个小时，虽然她没有我期待中的美国口音，但我从她身上学了不少东西，受益无穷。

有一次，她带我去附近一家售卖有机食品的超级市场，给我介绍了一些好吃、有营养及便宜值得买的东西。这对我很管用，所以后来就成了这家店的长期顾客。又有一次，她告诉我关于美国的法律审讯制度，分享她去法庭当陪审团的经验，让我感觉很新鲜有趣。

大马和印度都曾经是英国殖民地，有很多相似的背景，我和马杜丽聊起来时有不少共鸣。例如有一次她说，因为要‘去殖民化’，印度更改了很多城市的名字。我马上接口说：“马来西亚也改了很多街道的名称！”然后我们相视大笑。

跟马杜丽相熟之后，我们的话题更加深入了。有一次她讲起十多年前的产后忧郁症和家庭问题时，眼眶不禁转红。我拍拍她的手，告诉她说：“我也是女人，也来自东方国家，这是我们的传统思想包袱，我很了解。”

我们当然也聊了很多关于孩子学习及升学的话题，让我对美国教育有更深入的了解。我很希望我们的情谊可以延续下一代，可惜我们的孩子有各自的课业和活动要忙，时间上难以安排，只好作罢。

那时马杜丽刚搬去一间比较大的房子，于是就邀我去坐坐。我买了一个她孩子喜欢的蛋糕去。马杜丽邀我坐在厨房半岛型流理台边的高脚椅上，她一边炒饭一边跟我闲聊。后来我告诉她，她的炒饭很好吃，大概是有点印度香料的关系吧？

我要买房子时，曾经看中了两三个，难以抉择，就带了马杜丽去看看周围环境。她看后叫我再继续找，我当下就明白了她的意思。感谢她的意见，所以我们后来才买了目前的房子。

学年结束之前，我请她去一家华人餐馆吃自助餐，以感谢她的付出。之后的暑假，我们搬了家，孩子因此换去市内另一所学校，我和马杜丽的‘师生关系’也结束了。之后我们偶尔还有联系，但后来她开始做点兼职，比较忙碌，也逐渐减少来往了。最后一次看到她，是两三年前在一家餐馆外面巧遇，但只能匆忙寒暄几句。

趁着最近的屠妖节，我发了一则贺节短讯给马杜丽，并问候她。她很快就回复，说她恢复了全职工作，并希望很快能再见面。我读后，一股暖流缓缓滑过心底。期待我们的友谊之花继续绽放、永不凋谢。

马路天使

听说上世纪 1960 年代有套周璇主演的电影，叫做《马路天使》，我没看过，也不清楚其内容。但我这篇文章跟这套电影毫无关连，我只是‘借用’这名字。这里的‘马路天使’是指我家老二念小学时一位负责带领学生安全过马路的交通指挥员，在这里被称为 crossing guard。

刚转到这所小学上课时，我都在学校前面让老二上下车。后来发现每次都得大排长龙，于是就转到学校后面的小区去。学校四周没有围篱，后面有个大大的草场，旁边有整排阴凉的松树。许多家长就把车子停在附近住宅区的马路边，然后在车上或松树下等孩子自己走过来。而许多住在附近的小孩，都是自己走路或骑脚踏车上学。来到学校后面靠近松树的 T 形路口时，就有位交通指挥员带领他们过马路。她是一位祖母级的白人妇女，名叫珍（Jane）。

珍有着中等身材，身子看来还很硬朗。她通常会在上下课前后15分钟在现场执行任务。她说这是有酬劳的兼职工作，由市议会及警察部门聘请及训练。执行任务时，珍必须穿着一件无袖的萤光外套，以确保安全。她的‘工具’是一个圆形红底白字的塑料牌子，上面写着 大大的 STOP。看到珍的手高举这样的牌子时，车子就得停下。带领学生过马路时，珍的身体挺直，步伐不徐不疾。她一边得注意来往的车子，同时又得确保学生遵守秩序，不在路上玩闹。跟其他我所见过的交通指挥员相比，我觉得珍的姿势及样子最有威严、最‘有型’及最好看，我喜欢看。

雨天时，珍会套上一件透明的雨衣。艳阳高照时，她就戴顶鸭舌帽。冬天时，她穿得厚厚的。天气转热了，她就轻装上阵。不管日晒或雨淋，都必须有人带领学生过马路。这是项重要的任务，工作的人必须要很有责任感。这一点，珍绝对胜任有余。

珍自己携带了一张折叠式的沙滩椅放在车内载来，得空时就可坐在松树下歇一歇。在树下等候老二放学时，我就有机会跟珍聊天。刚认识时，她知道泰国、新加坡、菲律宾、越南及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却不知道马来西亚在哪里。即使后来过了许久，她也一直以为我是韩国人，大概是因为我们学校里有许多韩国人吧？她说她曾经在苏格兰生活相当久，目前儿孙分散在美国其他州和欧洲。

我平日没有互相往来的白人朋友，都是点头之交。我本来以为每天可以跟珍见面聊天，我的美国式英语一定进步神速，可是后来发现，我们的交谈机会并不是很多。因为珍的人缘极好，每个经过的家长和学生，不管男女老幼或什么种族，都会跟她打招呼聊几句。经常在树下等候孩子放学的家长，包括一群裹头巾带着幼龄儿童的中东伊斯兰教妇女 ，也有韩国及中国爸爸，更少不了洋人、墨西哥人和黑人妈妈等，大家都会跟珍聊上几句。学生见到她时，也会向她问候、开玩笑、道谢或道再见。曾经看过一些青少年来到学校等候弟妹放学，珍也竟然像老朋友似的跟他们聊天。原来他们都是这小学的校友，升上中学之后，长得高头大马了，珍也还记得他们。从交谈的内容和表情看来，珍不是那种好管闲事或‘八卦’的人。她说话的语气平和中带关切，态度亲近有礼，非常和蔼可亲，让人感觉很舒服。

学年即将结束之前几天，没看到珍的踪影，由校长亲自出马代替她执行任务，却始终不像珍那样经验老到，反而显得有点手忙脚乱。我心里有点担心：珍是怎么了？为何没来呢？暑假之前的最后一天，终于看到她如常出现。上课钟声响过，人潮散去之后，我特地走过去跟她打招呼。一听她讲话，就知道她伤风咳嗽了，原来这就是她缺席几天的原因。她说这是这学年的最后一天，她一定要来看看孩子们。聊着聊着，有位韩国妈妈走过来，送给珍一串由巧克力串成的‘项链’，当作是感谢她的服务。由此可见，珍是很受家长及学生尊敬与爱戴的。

当时我家老二即将离开这小学升上中学，我对珍有点不舍。她说下学年还会继续为这学校服务，我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回去探望她。她还夸奖说我的英语跟初识时相比，现在已进步许多，让我听了很是欣慰。虽然她‘警告’我不要太靠近，以免把伤风传染给我，但告别的时候，我还是毫无顾忌地给了她一个真情的拥抱。感谢她照顾我们过马路的安全，也感谢她制造了一个和睦融洽社会的气氛。在美国这个种族大熔炉里，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典范，是一位亲善大使。

在我心目中，珍就是一位‘马路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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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我的邻居！

我一直没忘记我跟艾尔娜及占姆告别的那一天。

在我居住的城市，亚裔约占四成。我小区内的人口也很多元化，有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包括墨西哥、韩国、越南、中东、香港、菲律宾和印度等，白人反而好像不多。平时家家户户大门紧闭、开着车子通过各自的车库直接进出屋子。除了隔邻几家有打招呼之外，其他的很少见到或来往。

前年暑假，我在门口拿到一张通知单，原来是斜对面的夫妇打算在家每个月举办一次‘应急准备’（emergency prepareness）分享会，邀请了附近几家邻居出席。这主要是针对加州经常发生的地震，当然也包括火灾或风灾等其他自然灾害。

那时是暑假，大家都比较得空，我就带着两个女儿一起去参加，希望可以学习一点新知识。主人翁是对白人夫妇，约五六十岁的样子。女的叫艾尔娜，男的则叫占姆。两人谈吐温文尔雅、斯文有礼。之前我都不认识他们。

艾尔娜和占姆准备了曲奇饼和果汁招待大家（后来每一次都这样），不过大家大概都已经用过晚餐，都吃得很少。据知他们总共邀请了大概十户邻居，但出席的只有一半，都是每家一人出席，男女都有，只有我是带着孩子去。

这个分享会，后来我们总共出席了三次。艾尔娜和占姆主要是通过录影短片和印刷资料跟大家分享他们的知识。他们列出了应急必备品的清单，例如：手转发动或太阳能收音机（左图）、逃生绳梯、关闭屋外瓦斯（煤气）总开关的工具（下左图）、手电筒、头灯、药箱、高能量食物（下右图）、食水、哨子和一些现金等。他们夫妇还把自己家的一些必备品摆放出来让大家见识，其中一些是我当时没看过的。他们也收集了出席者家庭成员的名单，过后再印刷分发给大家，目的是万一灾难发生时，可以帮忙确定邻居家各个成员的安危，给予该有的协助，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

我们除了一起讨论相关的问题，也顺便聊聊各人的家庭情况，拉近了大家的关系。这时我才知道，邻居丹尼尔原来是从事应急必备品的生意，但属于比较高端及适用于大机构或富裕的豪宅，不过他也给大家提供了很多宝贵意见。因为大家的资讯，我才知道：地震或其他自然灾害发生后，我们不能太过依赖政府的援助，必须自己做好准备。每次聚会后，我都把资料收好放进一个文件夹，成为日后的重要参考，我们家也开始购买和准备各种应急必备品。上面三张相片中的应急必备品，都是后来买的。

暑假结束学校开学后，我和孩子都忙碌起来，就没再出席分享会，之后也就没接到消息了。后来遇见谈起，艾尔娜说，他们因为居住别处的老母亲生病而分身乏术，就没再办分享会了。

艾尔娜和占姆的儿女已经成家立业，与孙子居住他处。有时夫妇俩开车从我家门前经过，刚好我在前院修剪花草，我们就会互相挥挥手打个招呼。有一次他们还停下车来跟我聊了几句，这时才知道原来他们夫妇俩经常一起早起去健身室做运动，非常恩爱又注意健康。

几个月前，我们收到房产中介派来的传单，知道艾尔娜和占姆要卖房子的消息。大概过了一个月光景，知道夫妇俩的房子已经卖出，而且是非常高的价钱。然后，有一天早上我经过时，看到搬家公司的大卡车出现在他们家前面，我知道，他们真的要搬走了。我当天因事忙碌，到傍晚才去他们家按门铃，可是无人回应，我开始后悔没有早点来告别。第二天早上，看到他们的车库打开，车子也停在路边，于是我赶快走过去，看到艾尔娜正在收拾东西。我趋近去喊她，她看到我，有点意外。我告诉她，我是来跟他们说再见的，而且要特别感谢他们曾经举办的分享会，让我们对应急准备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概念。

后来占姆也从屋内走了出来，跟我打招呼后，艾尔娜告诉他我到来的目的。占姆向我道谢，也伸出手来给我一个拥抱。我这时才发现，他长得比我想像中的还要高。

我告诉他们，前些时候大女儿的学校也举办了应急准备讲座会，我和老公一起出席了。老公还因此报了名要参加相关的一系列训练，以后或许可以把知识传播出去，帮助更多人，而这就像在延续艾尔娜和占姆之前对我们所做的。

在我们交谈的十多分钟内，我看见了艾尔娜动容的表情，而且还数次拭去眼角的泪水。她是因为我而感动吗？她之前或许从来没有想过，她和丈夫所做过的一些事，竟然会让我这个亚洲女人铭记于心，而且也真的对我们家起了一些作用。我想，他们夫妇做这件事，是没有期望得到回报的，这也正是我特别感激与尊敬他们的原因。

老实说，我当初接到这样的邀请时，曾经怀疑他们是否要推销什么产品，但还是决定去看看情况。第一次出席时，他们就特别声明，他们没有别的目的，只是希望邻里之间互相分享和协助，尤其灾难发生时。而时间也证明，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真惭愧。

占姆说，他们要搬到附近另一个小区，房子更大却更便宜，不必再付房贷。年中后。他们要拿几个月假期，到别州一个小城市去当义工，以宣传基督教。新房子方面会有人帮他们看顾，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分手前，他们分别给了我名片，我这才知道，占姆是位渣打会计师；艾尔娜则专精于某一领域的教育工作，都是学有专长的人。

曾经听说一句话："Good neighbors make good life." 艾尔娜和占姆就是那种让我们生命更加美好的邻居。他们义务付出，为众人服务的精神，让人敬佩。我受惠于他们，对他们会永远心存感激与怀念。再见了，我的好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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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亲妈妈德宝拉

（原文于6月尾刊登于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星云版。）

德寶拉是我以前住公寓時的鄰居。公寓只有兩層高，共8個單位；她住樓下，我們住樓上。剛搬進去時，她先來敲門跟我們打招呼，平時踫面也會聊幾句。跟其他鄰居相比，她算是很主動及友善的。

德寶拉有一頭金色的長卷發、灰色的眼珠，身材高胖。平時她出門上班都會穿戴整齊，化著相當濃的妝，走過她身邊時還會聞到陣陣清香的香水味。但有時一早起來也會看到她頭發蓬鬆、穿著寬厚及膝的睡袍出來遛狗。

德寶拉是單親媽媽，有個獨生女，約20歲，在社區學院念書。她女兒也像她，胖胖的，但偶爾見到我們都不理睬，有幾次還看到她抽煙。

身為單親媽媽，德寶拉一個人做3份工作，大概都是輪班性質的，包括在一家大型連鎖電器店當售貨員、在餐廳捧餐，還有在寵物店照顧寵物。她平時都很晚才下班，一個禮拜之中，只有星期二是休息日。

德寶拉說她以前住在另一個比較便宜的社區，租的房子很大，可以收納很多東西。後來為了方便新工作，就搬到我們這社區來。但這裡租金很貴，只能找一個比較小的公寓單位，很擁擠。當初搬來時，搬家公司幫她把大件的家具搬進屋裡，然後就把整個貨柜停放在她的停車位過夜，其他瑣碎的東西她得自己慢慢一點一點地搬進去。幸好停車位就在她家前面，但也花了兩天時間才大功告成。

德寶拉喜歡養寵物。她有一隻棕色的大貓，每次都蹲坐在她家客廳的窗台前。我們經過時，它就隔著玻璃窗靜靜地看著我們，動也不動。此外她還有一隻白色的小狗，每次她在屋外跟我講話時，它就來舔我的腳，在周圍團團轉。她說我們的公寓有規定，如果要養寵物，必須繳付特別的費用，而且必須住在特定的那幾座公寓。為了心愛的貓狗，德寶拉甘之如飴。

有一次我在公寓的公共洗衣房踫見德寶拉，她主動跟我聊了大半個鐘頭，那是最久的一次。我知道美國人很注重隱私權，沒想到她竟然把許多個人的事情都告訴了我。她主動講，我就靜靜地聽，沒有多問。人家說“年齡”對美國人來說是敏感話題，可是德寶拉竟然問了我的出世年份。我其實一點也不介意，就告訴了她。她說我們年齡相同。

德寶拉有位男朋友，有時會看到他穿著牛仔褲和長袖襯衫出現，但我們沒講過活。德寶拉說男友的爸爸退休前是在美國太空署工作，當初美國人第一次上月球時他爸爸是有份參與籌備的。雖然家庭環境不錯，但德寶拉說男友不依靠家底過活，但我忘了他是幹甚麼的。她還說若不是男友幫忙支持家計，她母女倆的生活會更加困苦。但她也強調，自己跟男友之間清清白白，因為她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反對婚前性關係，而我也沒聽她提過有甚麼結婚計劃。

她說自己管教女兒很嚴格，女兒不聽話時，她會暫時沒收她的手機，或幾天不讓她用電腦。這讓她的女兒很抓狂，於是就跟媽媽冷戰。她還說女兒的脾氣很硬很倔強，像她爸爸。這是她第一次提到孩子的爸爸，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也不清楚他們之間的狀況。

德寶拉的停車位就在我們車子的隔壁。有一天我看到她車內掛了個暫時的殘障人士停車牌，後來看到她拄著拐杖從屋裡走出來，才知道原來她在電器店工作時跌倒，弄傷了膝蓋。她這一跌也真有點不妙，不但動了手術，還休息了一兩個月不能工作。那時其實她還可以偶爾開車出去，只是不能走動或站立太久。期間她男友有時特地開車從20英里以外的地方過來，就為了要幫她遛狗。

德寶拉說，幫她治療的醫生是男友的朋友，是很出名的專科醫生，許多受傷的運動員包括NBA籃球明星都來找他。後來，這醫生給她介紹了一位很好的律師，要幫她控告雇主，因為沒有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讓工人將貨物胡亂擺放，導致她意外絆倒受傷。這控訴的勝算很大，估計可以獲得幾萬美元的賠償，她希望可以利用這筆錢來減輕一些生活負擔。當然，這得花上一些時間。

再後來，德寶拉告訴我，她申請深造成功了，而且還獲得獎學金，要去學院念Criminal Justice（刑事公正），因為她希望可以造福社會，要看到正義被伸張。另一方面，她的女兒也即將以學分轉移的方式進入大學，打算以後念醫科。如果母女都成功的話，那就真的一門雙傑了。

我們搬走之前，德寶拉問我有甚麼要賣的，可能她可以跟我們買一些舊家具。可是我沒這樣的打算，只好對她說抱歉。搬家那幾天，我沒有再踫見德寶拉，所以沒有跟她告別，也沒有留下聯絡電話。我想，我們之間大概就像浮萍一樣，緣來緣散，一切順其自然。但我心底默默地祝福她和她的女兒，希望她們像以往一樣獨立堅強，將來學業和事業有成，找到各自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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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的安东尼奥

（原文于2012年2月17日刊登于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星云版。）

一年多前搬来自置的房子时，旧屋主已经把左边的旧篱笆换上新木板，右边则没换。大半年后，右边的菲律宾裔邻居施维亚邀我们一起出钱把它换上砖墙围篱，我们答应了。

两家人分头叫了不同的建筑工人来估价，都要3千多美元，施维亚嫌贵。她说以前曾雇用过一个墨西哥人安东尼奥来帮她做另一边的砖墙围篱，价钱便宜手工又好，可是已经遗失了他的电话号码。她工作忙碌，我只好帮忙去问了两三个左邻右舍，最后找上了斜对面的屋主协会主席马里欧，才拿到了安东尼奥的手机号码。

我和施维亚约了安东尼奥来给我们估价。安东尼奥大概30来岁，个子不很高大，皮肤有点黝黑，脸孔就是一般墨西哥人的样子。我跟他要名片，他说没有印。他当场计算后，说我们的篱笆工程要2700美元。我们两家人平分的话，每人1350美元，我觉得可以接受。

但施维亚却大失所望。她说：“以前只是两千美元，现在怎么这么贵了？”

安东尼奥答：“那是几年前的事了，现在通货膨胀呀！”

施维亚苦着脸说：“我是单亲妈妈，还有两个孩子要养，这超出我的预算啊！”

安东尼奥坚持不减价，露出一副‘对不起，我帮不到你’的样子。

施维亚唉声叹气了一阵子，然后无奈地说：“我们先向产业管理层提出装修申请，批准后再联络你。”

大概一个月后，申请获批了。我负责打电话联络安东尼奥，要叫他来开工。可是，电话拨通了好多次，都没人接听，我留言了几天也没回应。

施维亚也帮忙打电话，却是同样的结果。我硬着头皮再去找屋主协会主席马里奥。他很热心，在我面前马上拨电话给安东尼奥，还是没人接电话。后来马里奥也觉得奇怪，他说：“通常我找他，他都会回电。这次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继续电话联络安东尼奥，起初还可以接通，后来直接就进入留言信箱。我们给他留言、寄短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甚至几个月过去了，安东尼奥音讯杳然，像从人间蒸发了。我跟他非亲非故，只有一面之缘，但也担心他是否发生意外事故了。而最重要的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建新篱笆呢？

旧篱笆已经很残旧，甚至缺了一两片木板。施维亚在她那头种了蔓藤植物，蔓延到我们这边来，把整片围篱都盖满了。虽说充满了大自然风味，却有种阴森杂乱的感觉；而且南加州白蚁多，虽然我们的旧屋主之前已在房子内喷药预防白蚁，但这些令人讨厌的家伙还是可能会躲在木篱笆下面‘安居乐业’。施维亚也有同样的顾虑，她家不久前才发现了白蚁，请人来处理了。

前阵子我父母来玩，帮我把所有蔓藤清除了，于是陈旧斑驳的白色木板露了出来。这是在靠近大门处，实在有碍瞻观。更吓人的是，父亲告诉我，他清除蔓藤时发现了褪下的蛇皮。他把它扔了，我虽没亲眼看见，听后仍觉心里发毛，真想赶快把新篱笆建好。

我后来把蛇皮的事告诉施维亚，她听后马上惊惶跳到我身边问：“哪里？哪里？”

其实我和老公不介意找其他人来做。其他人都是收3千多美元，我相信行情就是那样，再也找不到像安东尼奥那样便宜的。但施维亚坚持要等安东尼奥，她每次都说：“再打电话联络他吧，他一定会再出现的！”

后来，我认识了住在附近的香港人L。我问她是否认识安东尼奥，并提起他‘失踪’的事。她口操广东话，说：“你不知道他的故事吗？笑死人了！”

我当然一头雾水。L说：“很多年前安东尼奥从墨西哥来到美国时，人生路不熟，开始在这里帮人做建筑找三餐。他的手工好，价钱又便宜，附近很多邻居都喜欢找他。后来大概生意做大了，开始‘吊水’，把价钱提高，而且只接大生意，小单的都看不上眼了。”

“最好笑的是，他竟然娶了一个50多岁的洋人太太，简直可以当他的妈妈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为了要申请绿卡（永久居留证）！你以为移民局的人这么笨、这么容易相信他吗？现在大概因为拿不到绿卡，签证到期又无法更新，回墨西哥去了！”

我听后，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虽然L说的是‘大概’，但我选择相信这样的情况——安东尼奥回墨西哥去了！不管是被遣送回去还是自愿返回，他至少还是平安的。

我把这听回来的故事告诉施维亚，她还是说：“再继续联络他，他会回来的。”

我一直想不通：她凭什么有这样的信心呢？

后来想想：这里的墨西哥非法移民，不就很像马来西亚的印尼非法移民吗？两者的主要差别是：加州和附近几个州以前是墨西哥的领土，墨西哥人迁移进来有很大的历史因素。他们数目之庞大，令人乍舌。满街的墨西哥人，你不知道哪个合法哪个非法。

为了追求心目中更美好的生活，这些非法移民从事当地人不愿做的劳作粗活。有些是偷偷摸摸地苟且偷生、心甘情愿被剥削压迫，有一些是铤而走险干上不法勾当。他们千方百计偷渡进来，逾期逗留被抓捕遣送回去之后，不久又再溜进来了，就像俗语说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施维亚如此有耐心‘痴痴’地等待安东尼奥回来，就是因为看过太多同样的例子吗？

美国，是许多人梦想中的天堂。像安东尼奥这样的故事，不计其数。除了墨西哥人，美国还有来自全世界不同国家的非法移民。移民的悲歌，每天在不同的角落上演，这只是沧海一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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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老伯

很多个月前的一个早上，我送孩子上学后，自己去北湖晨运。

在湖边一棵大树下，见到一对老夫妇在喂野鸭。他们只要把手中的食物往湖里一撒，附近的一群野鸭子马上就会争先恐后地游过来抢食，还嘎嘎地大叫。

我就在这棵大树下遇见伊朗老夫妇。

我不免有点着急——他们身边不远处就竖立着一个告示牌，说明不可喂食这里的鸟禽，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我走靠近他们，欲言又止。若阻止他们，会遭受白眼吗？会‘好心遭雷劈’吗？但若静静不出声，万一被工作人员发现了，老夫妇会不会被采取行动对付？那时不是更尴尬吗？

好，就让我来做‘衰人’吧。但，要怎么开口呢？

看他们的样子，大概是中东人。

我走过去，尝试露出善意的微笑，用英语对他们说：“请问你们会说英语吗？”

那男的点点头。

我指着旁边的告示牌，接下去说：“这牌子说不可喂食鸟禽。”

老伯有点愕然，问：“为什么？”

我答：“美国一般的公园和国家公园都会有这样的告示牌，叫人们不要喂食野生动物和鸟禽，因为这些动物有它们本身来自大自然的食物，我们的食物不适合它们，它们吃了可能会有问题。”

老伯转身对老伴嘀咕了几句，像在翻译我的话，看来老婆婆不懂得英语。

然后老伯很不以为然地对我说说：“在我们的国家，我们都这样做，那些动物什么都吃，吃了都没问题。”

我有点尴尬，看来是自讨没趣了。但，很快地，听到两人叽里咕噜地讲了几句话，然后收起他们手中的食物，不打算再喂了。

我看了心里暗自高兴，于是转换话题：“请问你们从哪国来？”

老伯说：“伊朗。”

我的鸡婆性格又来了：“来美国多久了？”

老伯说：“我的女儿先来，我们也来了整十年，现在和女儿一起住。”

我也‘礼尚往来’，告诉他说：“我来自马来西亚，才来美国不久。”

老伯有点高兴：“啊，马来西亚，是我们伊朗的朋友！”

我笑笑点头称是，然后说：“尔湾有很多伊朗人啊！”

想起我之前去上社区课程CBET，讨论到文化冲击时，几位伊朗同学说，他们在伊朗吃很多有机食品，来了这里，觉得不像以前那么方便。这是他们最大的问题，觉得很头痛。

就这一点，我向老伯求证。他点点头，没正面回答，却说：“我们国家，什么都好，就是政府不好！”

我感觉得出，这是他的肺腑之言。语气中，有极大的自豪，也有许多的不满。

我听了，不知该说什么，唯有笑笑。

然后两人站起来，要走了。

我对他们道再见。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对最后那一句话玩味再三。

对成千上万的美国移民来说，这句话或许很有共鸣吧？

黎巴嫩老妇人

那天中午，我在学校等孩子放学，那时我们才移居来美国几个月。

身边一位老妇人先向我开腔：“请问现在几点钟了？学生几点放学？”

她解释说当天她的媳妇工作忙碌，所以她临时帮忙来接孙子。我们很自然地聊了起来。

老妇人看来有50多岁，样子蛮斯文的。她很友善，主动告诉我许多事。她的英语，像我一样，听来不是道地的美国腔。

她说她来自黎巴嫩。我一听到‘黎巴嫩’，脑子里浮现的就是‘战争’和‘乱’的刻板印象。

老妇人比较幸运，在1975年内乱爆发之前，她和丈夫及时离开了黎巴嫩，但她一位亲兄弟却在战乱中不幸去世了。

她和丈夫辗转来到美国至少已30年，并建立了自己的生意，她也还在帮忙打理。几个孩子都在美国出生，长大后都学有专长，有当医生、律师和从商的。

她的父母留在黎巴嫩，在多年前去世，目前还有一位兄弟和一些亲戚在国内，她久久回去一次。

我告诉她我才来美国几个月。我们聊起了如何在美国教育孩子，我说担心孩子会受社会坏风气影响。

她说：“让他们多参加体育或其他有益的活动，让他们的生活忙碌起来，这样就不会有时间接触不良因素。”

谈到交友时，她说：“我永远不让他们在外头朋友家过夜，一定要在午夜12点之前回家。”

我说：“美国的食物很多都不健康，尤其那些快餐零食等，长久下去，身体一定受损。”

她说：“多在家自己煮，多吃青菜水果，少吃外头的食物。”

短短的10分钟后，放学的钟声响了。

分手之前，她告诉了我一句话，我唯恐听错了，于是要求她重复一遍。

她说：“You will never love this country more than your country.”

换句话说：最爱的，是自己的国家。

她的国家，历经了战乱纷争，政局动荡不安。她的兄弟因战乱身亡。她的父母留在国内，日子应该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如果她的孩子在黎巴嫩出生和长大，他们会有今天的成就吗？她本身的生活会有目前的安稳吗？

我以为，她会说：“还是美国好。”但不是。

那次之后，我再也没遇过她。

如今，一年多过去了，黎巴嫩老妇人的面貌在我脑海中已逐渐模糊，即使再碰面，恐怕我再也认不得她。

然而，她所说的几乎每一句话，都深深地烙印在我心中，让我不时就会回味思索一番。


有些人，你交往了一辈子，却从来想不起他对你说过什么。

有些人，只见过一次面，他的话却永远在你心里驻扎。这位黎巴嫩老妇人，就是这样的人。

我有点怀念她，虽然，我连她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