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先生可说是我的恩人。
1994年初，在新山出版社工作的马大学弟育龙打了个电话给我。他说：“小曼说姚拓的出版社要请编辑，你去试试看。”
那时我正欲离开杏坛，之前曾到P 保险公司应征训练讲师的工作，结果不成功，对自己的前途感到彷徨茫然，心情相当郁闷。
新山的文化人小曼我从未见过，通过育龙的辗转相告，我联络了姚先生，安排了面试。所以，小曼和育龙，也对我有恩。
我还记得，当时除了面谈，姚先生还当场要求我把一段文字翻译成马来文，那是他本身的著作《墙头上的小红花》。那时他正要找一个懂得中巫文翻译的编辑。
然后，我顺利地获得了这份工作。我辞了教职，离开了霹雳州皇城的老家及母校，重投八打灵的怀抱。那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捩点。
在姚先生的出版社，我除了负责编写课本，也做中巫文翻译。有时我得陪同姚先生及总编辑等人去教育局开会，以了解出版课本的事宜。通常姚先生会要求我坐在他旁边，以便把官员们的马来文解说当场翻译给他听。
姚先生一口浓浓的河南口音，听久了便习惯。我跟着大家，称呼他为‘姚先生’，说快了，便成‘姚生’。而他，称呼我为‘简小姐’，口音听起来像‘奸小姐’，但我从不介意。他老人家的中文字很潦草，我很多看不懂，幸好我的工作不须经常阅读姚先生的文字。据说打字及剪贴部的那几位小姐在这方面很‘厉害’，因为她们都已在姚先生的公司很久，看惯了。
在出版社工作之后，慢慢对姚先生的背景有更多的了解。这时才发现，原来姚先生早已‘悄悄地’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原来许多人也和我一样，早就接触了姚先生的作品而毫不知觉，包括中学时我们读的华文课本《友联文选》、文学刊物《蕉风》、电视剧本《两家亲》、《四喜临门》，甚至可能包括小时爱看的《儿童乐园》、《少年乐园》等。还有，连我平时爱去的‘大人餐厅’，姚先生也是股东之一。
出版社里的人，上上下下，几乎全是老雇员，大家犹如一家人似的。我虽是新人，也得到大家很好的对待。我工作几个月后，公司赞助大家到浮罗交怡去玩，以慰劳大家的辛勤。那是个愉快的旅程。我还记得，有一晚同事们闹哄着要到迪斯可舞厅去，姚先生也答应了要赞助大家。当大家在里面乱跳一通时，姚先生和总编辑也进来了。大家起哄要两人一起跳舞，他们当然不跟我们一起疯颠，但也逗留了一会儿才离开，令我感觉这老板很开明很窝心。
七个月后，我向姚先生呈辞。我告诉他说我要去当保险代理员了。我是在出版社工作后才接触保险，短短几个月，便被‘辛辛苦苦三五年，快快乐乐过一生’的口号所吸引。
我还记得，那天姚先生坐在他办公室内，他身后是一大片依墙而立的书橱，上面有他的半身人头木雕像。他不以为然地说：“如果是我的女儿，我才不让她去当什么保险代理员呢，抛头露面的！”我听了一点也不介怀，还哈哈笑着。当然，那时我是认真要辞职的。姚先生无可奈何，只好让我走了。其实当时我真是有点不好意思的，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好好做下去报答他。编辑的工作，我相当得心应手，只是有时觉得太闷了，尤其下午那段时间，老想打瞌睡。（我教书的时候，习惯了睡午觉！）
离开出版社后，我偶尔会回去探望旧同事，有时若见到姚先生，也会聊几句。后来公司经历搬迁、重组、转手等诸多变动，旧同事四处分散，我就越来越少见到大家了。
2003年尾，我从公寓搬到了排屋居住。起居空间增加后，我便想找幅喜欢的书法挂在墙壁上。我在娘家的房间挂了幅郑良树老师的墨宝，郑老师在1988年离开马大去香港前赠送了许多墨宝给学生，我也有幸拿到了一幅。但那幅字是横联，占太大的空间，我想找幅直的，找了好些时候都没找到适合的。
看看郑老师那幅字有点发黄了，我就把它从家乡带回来蒲种，有一天就拿了去吉隆坡Cosway大厦的集珍庄，希望可以请他们帮忙处理。进到里面，发觉左边的书桌旁有个熟悉的人影，啊，原来是久违了的姚先生！我怎没想到姚先生可能会在自己的店里呢？我走过去跟他打招呼。多年不见，他开始时还不太认得我，后来我稍加解说，他就想起了。
他叫我坐下聊聊，还拿起饼桶来要请我吃梳打饼。当时他正在练字，他说他退休后得空就写字送老朋友。我告诉他说我正想找一幅字来挂。他拿起本《唐诗》，叫我从中找一首，他要写给我，而且是马上写！哇，我真以为自己听错了，顿时欣喜若狂，这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我很快便选定了李白的《下江陵》（或称《早发白帝城》）。姚先生帮我选了粉红色的宣纸，上面有点点的金粉，他说这纸质比较好。然后又叫我在另一张白纸上写下我和老公的名字，因为他要把这幅字送给我们两人（其实他没见过老公）。我站在他身旁，看着他熟练、一笔一画地写着，感动之余，更在心里想：我什么时候才可写出这样的好字啊？
我当时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姚先生了。
那时是2005或2006年初。那幅字裱好后，农历新年也近在眉睫。我在余仁生买了一盒柑，想拿去跟姚先生拜个早年。可是那天他不在店里，我只好托店里的人转交。后来这幅墨宝挂在我家，我姨丈每次来看了就‘流口水’，还开完笑说：“真值得啊，一盒柑就拿到了一幅好字！”
2006年7月9日，我听说姚先生和朱自存在吉隆坡有个联合书法展，就带着孩子和好友SS一起去看，可是去到时姚先生已离开了会场，我没机会见着他。
我在出版社上班时，姚先生大概是七十三岁，很老当益壮，而且从未看过他发脾气，就是一副老好人、很和蔼慈祥的样子。我很奇怪，我对这个老人家一直有种特别亲切的感觉。我发觉自己一点也不‘怕’他，有时还敢跟他开玩笑，可说是有‘敬’而无‘畏’。
前几个月在出版社前同事许友彬的部落格里看到姚先生生病的相片，当时就觉得很心酸。而今厄讯传来，我又在许友彬的部落格里再次看到了那张相片。姚先生和许友彬情同父子，老人家选在10月7日许友彬生日那天离开，令后者伤心不已。
而我，读着那篇部落格，看着那相片，想起姚先生以前的种种，终于忍耐不住，泪盈满眶。
姚先生，愿您永远安息！永远怀念您！
来美国前，很想把家里那几幅字画也带来，可是无法做到，只好暂时把它留在家乡。右边这篇就是姚先生在书法展里展出的《早发白帝城》，书写的格式和我家里的那幅完全一样。
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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